硅谷银行的破产和隐形“杠杆”的作用丨国际 焦点报道

文/中拉合作基金原首席风险官、《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资深专家范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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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拉合作基金原首席风险官、《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资深专家范希文发表文章。他指出硅谷银行的破产是美联储激进升息，导致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必然后果，同时也暴露了美国银行在利率周期急转掉头下的流动性风险。

在各国央行激进升息下，全球金融体系异常脆弱，通过隐形“杠杆”的“放大”作用，一经某一事件“触发”，便可能“催化”出新的危机。未来此类风险的根本化解，可能还需要通过货币中心银行对区域性银行的兼并，或大幅提高存款保险上限方可完成。

硅谷银行的破产客观说出乎市场预料之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美国建立起包括联储在内的银行监管体系之后，银行倒闭大都是因为资产质量出了问题，或是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再或两者兼而有之。

像硅谷银行这样资产质量完好，杠杆率不高，监管资本金充足，流动性覆盖比例尚可通过，而纯粹因流动性风险加持资产负债久期错配而“瞬间”倒下的银行鲜有往例。

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回过头看，该事件似乎又在情理之中。首先，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快速加息，短短11个月升息8次，联邦基金利率从0-0.25%上升到4.5-4.75%；不仅如此，伴随着升息，收益率曲线还出现了1981年以来最严重的倒挂现象，其后果是直接导致硅谷银行债券投资浮亏增加，且短期负债成本上升超过了中长期资产收益的提高。

其次，在本次利率周期中，以初创企业和VC/PE基金为主的硅谷银行客户群体，先是在超低利率下备受投资者青睐，后在联储升息后迅速面临IPO枯竭、融资断档的窘境，不得不依赖提存度日，结果是硅谷银行存款两年间大起大落。

第三，硅谷银行存款中高达94%的存款没有联邦储蓄保险，在25万美元联邦存款保险上限之外，大量存款暴露在银行破产的风险之中，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加剧客户恐慌心理，形成对银行的挤兑。

第四，在硅谷银行约2100亿美元的资产中，有近1200亿美元的债券投资，占总资产的57%以上，而中长久期债券又占相当比重，相对于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放大了硅谷银行资产负债的久期风险。面对这些风险的叠加和互动，硅谷银行提现突然加速，在随后的短短几天内迅速演变成一场“风暴”，于是一度志酬意满的硅谷银行就这样因“流动性风险和资不抵债”而骤然进入到破产状态。

流动性风险叠加资产负债久期错配是这次事件最鲜明的特点。但一家“体征”正常，各项指标均达标的银行“瞬间”倒下仍不免令人费解。特别是在硅谷银行倒闭而美国政府果断出手之后，类似的风险似有在一些地区性银行间蔓延的趋势。

如果把联储升息作为背景来看待，造成硅谷银行倒闭的两大因素便凸显出来：一是硅谷银行没有联邦保险的存款占比高达94%，远高于美国银行平均40%的比例。一般来说，未保险存款未来30天的毛流出率介于个人存户的10%和非金融机构存户的40%之间。

而硅谷银行因创投企业及VC/PE占比高，这些烧钱企业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加快了对存款的提现。二是硅谷银行债券投资占总资产比例高达57%，是同类银行平均比例25%的两倍之多。

高企的债券资产比例犹如一种隐形的“杠杆”，通过浮亏和由此引发的对未来损失预期，无形中“放大”了流动性风险。这样来看，硅谷银行的倒闭有美联储超级宽松政策在先，随后又有美联储应对通胀的快速加息，接下来是硅谷银行资产端浮亏的大量积累，最后被存款挤兑这根“稻草”彻底压垮。

这其中，资产端高比例的债券起到了风险“放大”作用，负债端存款提现的加速起到了风险“催化”作用，而某些风险事件的发生则起到了风险“触发”作用。加上预期的作用和硅谷银行风险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一场危机便爆发了。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类似硅谷银行的情况远不止一家。联储升息造成所有固定收益资产出现浮亏，因联邦存款保险上限导致的“保险短缺”现象在银行中普遍存在，剩下的就是某个事件（如重大交易失败或信用违约）“触发”存款提速，从而“催化”整个过程的深化。这样来看，某些地区性银行因存款保险短缺可能是危险的，另外一些银行因债券投资比例“过大”是不安全的。

以此类推，只要负债端有类似存款保险这样的催化因素，而资产端又有大量浮亏存在，那么不限于银行，如基金、保险等在内的“危机四伏”的景象便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这是当前美国乃至全球面临的亟需应对的新问题。美联储及其他央行的激进升息突然把金融系统搞得如此脆弱。

那么，为什么在危机发生后的今天，这种脆弱性才如此清晰地呈现？这背后会不会是某些因素无形中对问题起到了掩盖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和会计制度和监管规则有没有关系？此外，这些事后显而易见的风险，即便巴塞尔III代表的新监管弥补了过去监管的种种缺陷，但因为某些始料未及的原因和操作上的难点，仍不足以及时准确地将其捕捉？

新监管规则和隐形“杠杆”的形成

2013年7月，美国推出了自2008年危机以来最全面、最综合的监管准则，称为“巴塞尔协议III最终准则”(the Basel III Final Rule)。“最终准则”囊括了巴塞尔委员会达成的巴塞尔协议有关新资本框架的一系列内容，同时也包括了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的Dodd-Frank金融改革法的相关内容。“最终准则”旨在限制银行从事过度风险的业务以致酿成系统性风险对整体经济造成危害。

“最终准则”修改了对银行监管资本的要求。其中，和本话题相关是对“累计其他综合收入”（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或“AOCI”）的处理。AOCI是针对金融资产分类，记录资产浮亏的一种会计处理。就其而言，金融资产共分为三类：“交易” （trading）类资产、“可供出售”（available for sale 或AFS）类资产、和“持有到期”(hold to maturity或HTM) 类资产。交易类资产的会计处理采用“盯市”（mark-to-market）原则，其浮盈（亏）直接计入财务报表的损益表中。

AFS的浮盈（亏）不计入损益表，但要在资产负债表的AOCI项下予以体现。在AFS浮盈（亏）转成浮亏（盈）时，也须在AOCI项下调整，不计入损益，直到浮盈（亏）出售或转让后被实现。HTM购入时的账面金额计入资产负债表，但浮盈（亏）既不计入损益表也不计入资产负债表，直到浮盈（亏）在到期前出售或转让时被实现，方才计入损益表。

2021年1月，美国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发布了ASU2021-01进一步细化ASC-848的内容，旨在给出基准利率转换（从Libor转换到Sofr）改革过程中的指导。

根据这一规则，一旦报告实体（reporting entity）如某一银行将资产分类，资产的出售或重新分类均须遵循相关会计准则且须予以披露。根据ASC-848某些条款的要求，任何报告实体在一定时间内都有一次出售部分HTM或重新将部分HTM分类到AFS或Trading的机会。

如果在此期间，报告实体只出售过一次HTM或进行过一次重新分类，则没有必要说明最初将该资产归为HTM的动因，但必须在出售或重新分类日做到如下要求：其所出售或重新分类的债券满足ASC 848-10-35-3对所用基准利率的要求；其债券是在2020年1月1日前被划归为HTM的。

如果报告实体决定出售或重新定义一部分HTM，根据会计准则ASC 320-10-50-10的披露要求，报告实体必须披露：所出售或重新分类的HTM的净值；用于对冲HTM的衍生品在AOCI下的浮盈（亏）；相关的浮盈（亏）；一次性出售HTM或重新分类的背景情况。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报告实体多次出售或重新分类HTM，抑或出于其他原因无法将部分HTM持有到期，则报告实体的整个HTM资产都将要重新被分类为AFS，这即所谓的“污染规则”（tainting rule），而所有余下的HTM便成为所谓被污染的HTM（tainted portfolio）。

根据新的监管框架，“最终准则”对AOCI如何影响监管资本做了修改。在“最终准则”出台前，AFS的浮盈(亏)不包含在监管资本当中，持有股权的浮盈（亏）除外。这种处理被称作AOCI过滤器(AOCI Filter)。另外，在旧规则的安排下，某一报告实体最多能有45%的AFS浮盈（亏）计入到二级监管资本当中。

“最终准则”允许在计算资本充足率上实行标准法（Standard Approach）的银行有一次性选择是否继续保留AOCI过滤器的权利。而实行高级法（AdvancedApproach）的银行，其所有AFS相关的AOCI都要进入一级监管资本的计算之中。无论是采用高级法的大型银行，还是选择放弃AOCI过滤器的其他银行，AOCI在监管资本的引入都是渐进的：从2014年开始，以后每年有20%的AOCI计入监管资本直到2018年底100%的AOCI进入到监管资本的计算。

考虑到硅谷银行为采用标准法的银行，按最初的“最终准则”放弃AOCI过滤器与否，对其监管资本的影响可分为AFS资产出售前与出售后进行分析。如果硅谷银行放弃了AOCI过滤器，它出售或转让AFS前，其浮盈（亏）通过AOCI已经进入一级监管资本，则出售AFS后其浮盈（亏）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微乎其微。

如果硅谷银行没有放弃AOCI过滤器，AFS出售前AOCI下的任何浮盈（亏）都不计入一级监管资本；AFS出售后浮亏进入损益表，AOCI下的浮盈（亏）将一次性冲击一级监管资本。考虑到硅谷银行一级监管资本充足率为15.4%，净资产约为153亿美元，硅谷银行宣布出售210亿美元AFS后，其18亿资本利损对一级监管资本率的一次性冲击，估计约为150个基点。

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经济增长、监管放松和消费者保护法案》（The Economic Growth, Regulatory Relief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此监管改革法案将银行分为4档，第4档的银行其AOCI不再计入一级监管资本。由于硅谷银行属于第4档的银行，AFS出售后将对一级监管资本造成一次性冲击，18亿AFS出售后所实现的浮亏（资本利损）大约将一级监管资本从15.4%降低到14%左右。

这样来看，对于必须采用高级法的大银行和取消了AOCI过滤器的（除第4档之外的）其他银行，AFS对一级资本的影响已经在资产出售前计入到了一级监管资本，所以AFS出售后其对一级监管资本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而对第4档的银行，因为AFS出售前没有计入一级监管资本，所以出售后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AFS和HTM只有会计记账的区别，而对监管资本影响上没有区别。

对大多数银行来说，问题出在对HTM的会计处理和监管规则的规定。按照会计准则，HTM的浮盈（亏）是不计入财务报表的，直到其被提前出售。从监管资本的角度看，HTM浮盈（亏）不计入监管资本，过滤掉了HTM资产市值的震荡，从而也就减少了监管资本不必要的波动，同时还降低了银行管理市场（利率）风险（如对冲）的成本。

但问题在于，有关HTM监管资本的规则，无形中鼓励了银行将本来应该划归为AFS的资产划归为HTM，或将不太确定应如何划分的资产划归为HTM。出于对提高财务指标的追求，银行在满足监管资本要求的同时，往往希望尽可能减少资本总额。既然HTM的浮亏不进入监管资本，特别是考虑到还有一次出售部分HTM的机会，银行不免有一种侥幸心理，出于节省成本而放弃对错配风险的对冲。

据Liberty Street Economics 2018年10月的一项研究，2014年后取消AOCI过滤器的银行，HTM平均增长了15%。从硅谷银行自身的情况来看，2022年底在其近1174亿美元的债券投资中，HTM和AFS的比例分别为78%和22%。过高比例的HTM除了无形中“掩盖”了银行的真实风险，还在有意无意间将经常性的久期错配风险转换成可能瞬间爆发的、由存款挤兑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进一步看，这样潜在且巨大的流动性风险，由于其发生的突然性，监管规则下的指标大概率是检测不到的，或者即便最终捕捉到了，也可能为时已晚。硅谷银行的经验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监管改革豁免了2500亿美元资产以下银行对LCR的要求，硅谷银行因为总资产低于这个规模，从此也就不再报告LCR比率。但根据美国银行政策研究所的计算，截至2022年12月31日，硅谷银行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HQLA）为528亿美元，未来21天的现金净流出为352亿美元，即使硅谷银行仍需报告LCR，由此计算的LCR为150%，是规定的LCR最低要求（100%）的1.5倍。

换句话说，由于流动性风险的突发性，以季度为单位的监管指标无法及时捕捉到这类风险，这是此次银行危机在监管上提出的新挑战。

政策和市场的各自应对

美国监管当局在硅谷银行等机构爆发风险的当口果断采取了措施。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全额担保硅谷银行和签字银行的存款，同时对其他有需要的银行提供为期一年的流动性贷款支持（“BTFP”）。

BTFP有关条款规定，可贷金额为银行持有的合格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也不需要打折，这就有效地消除了因联储升息导致的合格资产浮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说美国政府这一措施的力度是空前的。

根据美国有关立法，美国监管当局在出手化解金融危机时，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要兼顾救助措施满足“最低成本”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应该说是合理和审慎的，它在为受困银行提供必要流动性的同时，通过抵押的建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信用风险。

从本质上讲，BTFP相当于受困银行购置了一定名义额的、以流动性短缺为触发的CDS保护，而流动性保护的提供方则通过以受困银行合格资产作抵押，有效地降低了信用风险。

面临潜在破坏性极大的流动性风险，受困银行为此支付的费用（流动性支持的利息）远低于流动性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这或许是在初期风险管控失误，事后为挽救自身最有效且较低成本的一个工具。此外，由美国政府直接提供流动性支持，避免了交易对手风险的难题。

不过，从市场的反应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助措施只是解救一时之困，25万美元联邦存款保险上限问题仍在导致一些地区性银行存款的流失，威胁着这些银行的生存，为系统性风险埋下隐患。

为解决这一困境，在美国政府的督促下，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戴蒙召集美国11家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最终同意为困境中的第一共和银行共同出资300亿美元，以存款方式存入该行，并承诺将这些存款存放至少120天。

由市场机构直接参与，防止流动性蔓延，不仅有助于受困银行，也表明银行群体为遏制更大风险的发生，承担一定风险的意愿。事实上，这种存款“互搬”的作法，保持了市场中性原则，优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直接实施行政干预。

在美国，银行联手出手求助市场的实例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1907年，美国尚无中央银行。由于纽约大量的贷款被信托公司用来投到股市和债市，股债市的下跌造成一些银行，如蒙大拿州布特州立储蓄银行资不抵债而倒闭破产。

为救市，摩根大通创始人约翰摩根出面，召集了120名银行家最终提供2500万美元化解了纽约的银行危机。未来，化解当前银行风险，根本上离不开多元化程度更高的所谓大型货币中心银行，对资产质量相对优质的地区性银行实施兼并。

为最大程度地保护中小银行在美国经济当中的作用，美国政府可能会鼓励兼并集中在流动性风险高的地区性银行，而不是社区小银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有可能迎来一波新的银行兼并浪潮，或者是存款保险上限的大幅提高。

结语

硅谷银行的破产是美联储激进升息，导致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必然后果，同时也暴露了美国银行在利率周期急转掉头下的流动性风险。硅谷银行自身的特色或许使这种叠加的风险比其他银行来得更加猛烈。但从风险形成的过程来看，银行债券投资过高形成的隐形“杠杆”使这一流动性风险带有广泛的普遍性。

硅谷银行倒闭后，一些地区性银行深陷存款流失的困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在各国央行激进升息下，全球金融体系异常脆弱，通过隐形“杠杆”的“放大”作用，一经某一事件“触发”，便可能“催化”出新的危机，在银行、在基金、在所有资产管理领域。

在诸多风险因素叠加的环境下，2013年推出的监管“最终规则”将“盯市”引入到了监管资本当中，它虽然起到了一定的“逆”周期作用，但也可能鼓励了银行在资产端对HTM的过多持有。

尽管HTM会计准则的处理减少了监管资本不必要的波动，但当银行持有过多HTM时，一方面助长了银行风险控制的松懈和侥幸心理的滋生；另一方面大规模债券占比对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风险起到了放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和金融杠杆的作用殊途同归。

不幸的是，这种隐形“杠杆”把常规下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风险转换成了潜在的瞬间爆发的流动性风险。而监管改革对第4档银行AOCI的松绑，实际上把AFS和HTM绑在了一起，造成对银行的合力冲击，相对于初衷反而适得其反。

政府在解决此类危机时，应该把握好分寸，适可而止，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鼓励市场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目前，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其他大型银行为受困银行提供的转移存款，是市场中性原则下的举措，对市场造成的扭曲相对有限。然而，未来此类风险的根本化解，可能还需要通过货币中心银行对区域性银行的兼并，或大幅提高存款保险上限方可完成。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

实习编辑：周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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